1984年的一个清晨，震耳欲聋的炮声在渭川县清水乡的群山间回荡。阮德辉将军站在指挥所里，面色凝重地注视着战况图。作为第二军区的副参谋长，他清楚地记得那个令人心痛的数字——仅仅一天之内，越军就有数百名将士永远地长眠于这片热土。
然而，真实的伤亡数字究竟是多少？为什么这场发生在边陲小城的战役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？更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何中国军队会选择这个鲜为人知的渭川作为主战场？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，或许就藏在这位老将军的回忆中...
一、战火初燃：渭川前线点，渭川县清水乡的寂静被一声炮响打破。阮德辉将军正在第二军区指挥部值班，接到前线急报：＂中国军队开始对我军阵地进行大规模炮击！＂
这一天的炮声，成为了渭川前线战事全方面爆发的序曲。阮德辉回忆说，当时越军第313师的电话打到指挥部，报告称前沿阵地遭到猛烈炮击，请求增援。紧接着，第314师也发来战况通报，中国军队的炮火已经覆盖了整个边境线。
当时的渭川前线师驻守在清水河以北，第314师则负责清水河以南地区的防务。这样的兵力部署存在很明显的不足，特别是在关键的制高点1509高地附近，越军只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。
随着战事升级，第二军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阮德辉和军区其他指挥员连夜研究对策，决定从黄连山省调来第316师和第356师增援渭川前线。但是，从接到命令到部队抵达战场，需要三天时间。这三天里，中国军队的炮火始终没停歇。
第316师师长武进南接到调防命令时，部队正在进行例行训练。他立即下达紧急集结令，部队用了不到4个小时就完成了战备物资的准备工作。为了快速抵达前线师采取了汽车运输与徒步行军相结合的方式，昼夜兼程向渭川挺进。
第356师的调动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当时正值雨季，通往渭川的公路多处被山洪冲毁。师长阮文江果断决定，让部队改道穿越原始森林，携带7天的给养，徒步前进100多公里。
4月5日，第316师第一支部队终于抵达渭川。此时的战场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中国军队不仅控制了炮火，还对越军的补给线师刚到达指定地点，就接到紧急命令，要求立即增援233高地。
同一天下午，第356师的先头部队也陆续抵达。但是，连续三天的强行军让许多战士的脚底起了水泡，战斗力受一定的影响。阮德辉不得不临时调整作战方案，让这些部队先修整一天，以恢复体力。
此时的渭川前线，已形成了四个师共同防御的态势。然而，阮德辉很快发现，中国军队的进攻并非针对某一个点，而是沿着整条战线展开。尤其是在清水河沿岸的几处制高点，中国军队的炮火格外密集。
到了4月中旬，战况进一步升级。中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，开始对一些重要制高点发起进攻。第313师报告，他们在阵地前发现了中国军队的侦察小分队。阮德辉意识到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展开。
指挥部研究地图后发现，中国军队选择渭川作为主战场确实深具战略考量。这里不仅地形复杂，便于设伏，更重要的是远离主要城市和国际媒体的关注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引起外界瞩目。
4月28日的黎明，老山主峰1509高地上空飘着薄雾。越军第313师第122团第2营的战士们刚完成换岗，正在整理阵地。突然，一发红色信号弹划破晨曦，紧接着，密集的炮火如雨点般落在阵地上。
当时在指挥所的第122团团长范文生后来回忆说：＂那天早上6点整，中国军队的炮兵开始了精确打击。我们的通讯设备在第一轮炮击中就被摧毁了，与第2营失去了联系。＂
守卫老山主峰的第2营营长阮光明通过步话机报告，中国军队分三个方向向主峰发起进攻。北面是主攻方向，敌军一个加强营在炮火掩护下快速推进。东面和西面各有一个步兵连，采取穿插迂回战术。
上午9点，中国军队的第一波进攻受阻，但他们很快调整战术。一支侦察分队发现了越军阵地的薄弱环节——西南角一处没有完全建好的交通壕。第二波进攻就是从这里突破的。
第122团的预备队——第3营接到增援命令时，主峰已经打成了一座火山。第3营营长带领两个步兵连沿着秘密小道向主峰推进，但在半山腰就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。
＂我们的坦克支援部队在清水岔路口遭遇了中国军队的反坦克火力。＂第313师装甲营营长杜进勇说，＂3辆T-54坦克被击中，其中2辆当场起火，1辆炸毁。后续的坦克不得不后撤，无法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。＂
中午时分，越军在主峰的抵抗逐渐减弱。第2营营长阮光明带着仅存的30多名战士退守到峰顶的最后一处工事。他们用步话机向团部请示：＂是否撤离阵地？＂范文生团长沉默了片刻，下达了撤退命令。
然而，撤退的道路已经被切断。阮光明带领剩余的战士，分散突围。其中一个班试图从东面的悬崖下撤，结果遭遇中国军队的火力封锁，13名战士中只有3人突出重围。
到了下午2点，1509高地完全落入中国军队手中。这个位于海拔1509米的制高点，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制高点，更是整个渭川战区的制军点。从这里可以俯瞰方圆20公里的地区，控制着清水河谷的交通命脉。
失去老山主峰后，越军的防线面临崩溃的危险。中国军队趁胜追击，相继占领了233高地、685高地和772高地等重要阵地。这些高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，相互之间能形成交叉火力，防守十分有利。
第313师师长武进康在战后的总结中写道：＂我们低估了对手的火力优势，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特种部队渗透能力。在工事建设上，我们过分依赖混凝土掩体，而忽视了野战工事的灵活性。这些都是血的教训。＂
在这场战役中，光是第122团就有200多名官兵伤亡。但这仅仅是开始，在随后的反击战中，越军付出了更大的代价。尤其是在7月12日的MB84战役中，越军的伤亡数字创下了战争期间的最高纪录。
685高地上的白色岩石在阳光下显得异常刺眼。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，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，就连岩石都被炮火轰成了粉末。这就是老兵们口中的＂世纪石灰窑＂。
＂每天清晨，我们都能看到整座山头笼罩在一层白色的粉尘中。＂第356师医疗队队长阮氏芳回忆说，＂伤员送来时，身上总是沾满了这种白色的粉末，有时候光是清理伤口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。＂
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战场上，医护人员的工作异常艰巨。野战医院就设在距离前线不到两公里的山谷里，每当炮击开始，医护人员就必须一边转移伤员，一边接着来进行救治。
阮氏芳的助手、年仅22岁的女护士范氏莲曾在一次转移伤员时被弹片击中。但她坚持完成了12名重伤员的转移工作，直到最后一名伤员安全转移到防空洞，才因失血过多昏倒。
在前线战壕里，战士们想尽办法求生。第153团排长阮春德说：＂我们把战壕挖得特别深，还用木头和石块加固。每个掩体都挖出多个出入口，一个被堵住还有别的路可以撤离。＂
通讯员的工作更是危险。第313师通讯连战士范文忠每天都要冒着炮火检查和修复通讯线路。有一次，他刚修好一处被炸断的电缆，就听到了炮弹呼啸而来的声音。他迅速卧倒在战壕里，一枚炮弹在距离他不到五米的地方爆炸，碎石打在他的钢盔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重伤员之间也会互相帮助。在一处临时医疗点，失去右腿的张文斗主动照顾其他伤员。他用仅存的左腿支撑着身体，为其他不能动弹的伤员喂水、递药，甚至帮他们翻身。护士们都叫他＂独腿天使＂。
前线指挥所也常常成为炮击的目标。第314师参谋长杨文德回忆说：＂我们不得已经常更换指挥所的位置。有时候一天之内要转移三四次，但一定要保证通讯畅通，确保各级指挥系统运转正常。＂
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战地通讯员成了连接前后方的生命线。通讯班长阮文海带领战士们开辟了一条被称为＂地下邮路＂的交通道。他们利用天然洞穴和战壕，在山林间开辟出多条秘密通道，确保战报和补给能够及时送达前线。
最危险的是夜间搜救工作。第356师救护队队长范文理说：＂我们一定要在夜色掩护下去找寻阵亡战士的遗体。有时候要花上整整一夜的时间，才可以找到一具完整的遗体。更多时候找到的只是残缺的肢体。＂
野战医院的医生经常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手术。第313师医院外科主任武进明说：＂有时候连最基本的都不够用，但伤员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。我们只可以用最原始的方法，甚至用酒精代替麻醉剂。＂
在如此残酷的战场环境下，战士们还会互相鼓励。一些伤愈归队的老兵会给新兵讲述躲避炮火的经验，告诉他们如何在炮击中生存下来。渐渐地，这些经验总结成了不成文的＂生存守则＂，在部队中口口相传。
而那些在＂世纪石灰窑＂中牺牲的战士，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685高地脚下的纪念碑上。每年清明节，当地百姓都会自发地前来祭奠，用鲜花和纸钱祭奠这些长眠于此的亡魂。
1984年7月初，第二军区司令部会议室里，阮德辉将军和其他指挥员正在研究一份代号为＂MB84＂的作战计划。这份计划的目标是夺回被中国军队占领的几处关键高地，特别是685高地和772高地。
＂我们的情报显示，中国军队在这两处高地的兵力并不多，＂时任第二军区作战处处长阮文进说，＂但他们的工事修建得很坚固，而且在周围布设了大量的地雷和铁丝网。＂
经过反复研究，指挥部决定采用＂两点突破，重点夺取＂的战术。第876团和第149团负责主攻685高地，第313师另外两个团负责772高地。为了确认和保证突破成功，指挥部还抽调了一个工兵营和一个火炮营进行支援。
7月11日晚上，参战部队开始向预定位置集结。第876团团长范文礼在战后回忆说：＂当晚月色很好，我们不得已等到后半夜才开始行动。工兵们趴在地上，用最原始的方法——木棍和匕首，一寸一寸地探测和清除地雷。＂
7月12日凌晨3点，越军的炮兵开始了准备射击。然而，这次火力准备并未达到预期效果。中国军队的工事异常坚固，而且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反击。密集的炮火笼罩了越军的进攻部队。
＂我们刚爬到半山腰，敌人的炮火就像雨点一样落下来。＂第876团一营营长杨文武说，＂一个排30多人，转眼间就只剩下不到10个人还能战斗。但是命令就是命令，我们一定要继续往上冲。＂
第一波进攻在黎明时分就遭遇挫折。第876团伤亡惨重，仅一营就有超过200人伤亡。第149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他们在清除铁丝网时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打击。
＂最让人意外的是敌人的反应速度，＂阮德辉说，＂他们不仅及时展开了反击，而且火力配置非常合理。我们的突击队刚暴露位置，就会遭到三个方向的交叉火力打击。＂
上午8点，第二波进攻开始。这一次，越军投入了全部预备队。但是中国军队早有准备，他们的炮兵不仅封锁了进攻路线，还对越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了持续打击。
＂我亲眼看着一个弹药运输队被炸毁，＂第313师后勤处长范文信说，＂12辆卡车，装满了炮弹和其他作战物资，在敌人的精确打击下全部报废。我们的前线部队随即就面临弹药不足的困境。＂
到了中午，战况更加惨烈。第876团伤亡人数达到了593人，创下了该团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。第149团和其他参战部队的伤亡总数也超过了900人。
阮德辉回忆说：＂那是我军伤亡最惨重的一天。仅仅12个小时，就有超过1500名官兵牺牲。我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，改为防御战术。＂
这场代号为＂MB84＂的战役，暴露出越军在战术运用、火力配置和情报侦察等多个角度的不足。特别是在应对现代化装备方面，越军的经验明显不足。这些教训为后来的战术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第二军区的作战总结中写道：＂在没有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情况下发动正面进攻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战术错误。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才认识到这一点。＂
1987年的一个清晨，渭川前线的炮声逐渐稀疏。第二军区副司令员阮德辉站在指挥所的观察点，发现对面中国军队的阵地上，战壕和掩体的数量明显减少了。
＂形势慢慢的出现转机，＂时任第313师参谋长范说，＂我们注意到，中国军队开始调整防御部署，一些重装备陆续撤出前线。但是在关键制高点上，他们仍就保持着强大的火力。＂
这种变化并非偶然。在国际形势的推动下，越南开始考虑调整对柬埔寨的政策。第二军区收到上级指示，要求前线部队严格遵守克制原则，除非遭到攻击，否则不得主动开火。
阮德辉回忆说：＂我们收到命令后，立即向各部队传达了新的行动准则。特别强调在遇到突发情况时，必须先报告指挥部，等待具体指示后再行动。＂
这一时期，双方开始了一些人道主义合作。在清水河谷地带，中越两军的医务人员甚至进行了战场救援的默契配合。第313师医院院长武进远说：＂有一次，我们得知一名中国士兵在雷区受伤，就派出医护人员去救助。中国军队也没有阻拦，反而用探照灯为我们照明。＂
到了1988年，前线的对峙气氛明显缓和。双方开始定期举行军事联络会议，协商解决边境纠纷。第二军区派出的谈判代表、参谋长阮文治说：＂每次会谈都在界碑旁边的帐篷里进行，气氛逐渐变得友好。有时候，双方代表还会一起喝茶聊天。＂
1989年初，越南政府宣布从柬埔寨撤军。这一决定直接影响到了渭川前线的局势。第二军区接到通知，要求制定部队撤离计划。但撤军工作并不简单，因为经过多年战争，前线布设了大量地雷和其他爆炸物。
＂我们组建了专门的排雷队，＂第316师工兵营营长杜进山说，＂每天从早到晚，顶着烈日，一寸一寸地清理地雷。有时候一天只能清理几十米的道路，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＂
中国军队也开始了撤军准备。他们第一步撤出了一些次要阵地，但仍就保持着对1509高地等制高点的控制。双方约定，等地雷清理工作完成后，再统一进行最后的撤军。
1989年下半年，随着最后一批地雷的清除，双方开始了正式撤军。第二军区的撤军计划分三个阶段：先撤出战斗部队，然后是后勤保障单位，最后是清理战场的工兵部队。
＂撤军时的场面令人难忘，＂第314师师长阮文礼说，＂当最后一面军旗从阵地上降下来的时候，许多老兵都落泪了。这里承载着太多战友的牺牲和回忆。＂
渭川当地的居民们则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这段历史。当地农民范文学说：＂那些年，我们都不敢在山上种地。现在战争结束了，但每年春耕时还是能挖出一些弹片和炮弹壳。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。＂
战后，两国开始了边境地区的重建工作。在清水河沿岸，昔日的战场逐渐恢复了生机。那些被炮火摧毁的森林重新长出了绿色，连＂世纪石灰窑＂也重新披上了植被的外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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